他，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只为了搞明白一个问题；
他，是一个较真但又严谨的人，曾经让很多人不知所措；
他，一个局外人，让局内人感到窘迫；
他，研究出的成果让很多人感到震惊；
他，一个人单枪匹马，孤立无援，但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；
他，想发表一个字都要经过层层审批；
他，用三十年的时间写出了60万字的著述；
他，如果把这些著述发表，将震惊世界；
他，多年来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想推翻“秦始皇兵马俑”的概念，他想向全社会证明，“兵马俑”不是秦始皇的。
这个人不是考古学家，不是历史学家，他仅仅是一个建筑学家，但是多年来他成了所有研究“兵马俑”学者心口永远的痛，他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，证明兵马俑根本不是秦始皇的。如果这个论断成立，那么，三十多年考古界研究的成果将一钱不值，所谓世界第八大奇迹，原来连它的最基本的属性都没有搞清楚，绝对称得上是考古界的丑闻。
这个人叫陈景元，今年六十多岁，一个现在生活在南京的老头。
一切从两个电话号码说起。
去年3月份，我去西安采访，主要内容是兵马俑发现30周年，因为《
三联》在试刊号上的封面故事就是做的兵马佣发现人，采访倒是很顺利，先后采访了四五个人，在采访兵马俑博物馆的一个研究员张文立的时候，他提到了一个叫陈景元的人，说这个人对秦俑的定性持有异议。我这个人一向是对异端邪说感兴趣的，你想啊，这么多年，如果说兵马俑不是秦始皇他老人家的，那不是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所以，我当时就问张文立，能否把电话号码给我，因为从他的言谈中我感觉到，他说的这个叫陈景元的人，跟他很熟悉，每次来西安都要跟他辩论一番，自然，他也一定知道陈景元的电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犹如我和老六之间的熟悉程度。
张文立说，电话号码在家里，回家给我。我回到酒店，晚上给张文立打电话，他说没有找到，第二天，我打电话找他，他告诉了我号码，一共两个。然后我迫不及待地给陈景元打电话，结果，两个号码都是空号。我又找张文立，他说他就有这两个号码，唯一的线索就这样断了。
于是，我起了疑心，为什么两个号码都不对？是真的换了号码还是压根就是错的？还是这里面有什么别的原因？带着这个遗憾，我回到了北京。那篇有关兵马俑30年的稿子第二个星期登在了《三联》上，又过一周，我上班时发现办公桌上有一封信，我拆开一看，是陈景元写来的，内容是对我写有关兵马俑有争议的说法提出了他的疑问，没想到他送上门来了。可是，他只给我留下了通讯地址，信里并没有留下他的电话或者电子邮件。于是我想起了南京《
扬子晚报》的朋友张漪，便给她打电话，托她按照这个地址去找陈景元。
很快，张漪找到了陈景元，我在电话里采访了陈景元近3个小时，后来写了一篇《
秦俑风波：一个人的战争》，我把稿子交给了朱伟，第二天，朱伟跟我说，老潘（《
三联生活周刊》社长）说里面涉及到了很多人的谈话，最好都核对清楚，同时，他告诉我：“作为一个学术上的争议，可以报道此事，但一定要把当初人们说的什么话核对清楚，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。”在这篇采访中，涉及到的人物有胡乔木、于光远、高德、徐苹芳等。除了胡乔木已经过世，其他人我先先后都联系上了，但是在核实的时候，徐苹芳否认曾经见过陈景元，之后，他的秘书马上跟我联系，告诉我，这篇文章最好不要发表，因为关于秦俑的属主问题已经定性。但是从他的话里，我听到的不是一个学术争论的问题，而是暗示我，这个问题最好别谈。可能是对他的语气感到不满，我在电话里顶了他几句。我当时的想法是，你凭什么不许人家发表不同看法，《三联》又不是考古杂志，你管得着吗。当然，我知道，如果这篇报道登出来的话，对学术界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，甚至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都是很大的。毕竟这么多年，一提兵马俑，都知道是秦始皇的，如果把这个论断推翻了，后果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学术界丑闻啊。当然，这篇稿子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刊登出来。
再说说这个陈景元，他是何方神圣，敢再秦始皇头上动土？此人现已退休，原来在江苏省国土局工作，他的本业是建筑学，但是却偏偏不安分井水犯河水，跑到考古界捣乱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其实，他虽然学的是建筑，但是对历史和考古更感兴趣。他当年考进西安建筑工程学院，就是冲着秦陵去的。在他念书的时候，秦陵附近的山山水水就已经被他跑遍了，那里的一草一木他都了如指掌。所以，当他听说发现了兵马俑，自然也会非常感兴趣的。
1974年，临潼杨西村的几个能民发现了兵马俑，恰好当时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回西安探亲，知道了这件事，在这个记者写报道之前，只有临潼县文物馆的馆长赵康民到现场进行过鉴定，他当时也是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，断定是秦代的武士俑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发现陶俑的地方距离秦陵很近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些陶俑跟秦始皇扯上关系。当这个记者把这一发现上报中央，有关部门也是在没有做任何严谨、周密的考察后，作出了定性——秦始皇兵马俑。而陈景元认为，问题就出在这一步，而这一步就让他忙活了30年。
当这些专家和领导带着中央的定性来到兵马俑现场后，也在提出疑问，为什么说是秦始皇的兵马俑？没有任何考古发现能证明是秦始皇的，难道仅仅是因为离秦陵比较近这一个理由？
1976年，陈景元去了西安，实际上，从兵马俑发现的那天起，他就一直在关注方方面面的动态，他发现，不管专家们怎么说，关于兵马俑的定性，一直拿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。凭着他对那片地方的了解，他有种直觉，这个兵马俑未必就是秦始皇的。
他到了西安后，见到了当时的考古队长，后来的兵马用博物馆馆长袁仲一，他一口气向袁仲一提出了二十多个问题，陈景元回忆说，当时袁仲一的汗直往下淌，夹着香烟的手指在哆嗦，这些问题袁仲一都无法回答。
那么，你可能要问，为什么发现兵马俑这么天大的事情，在没有经过任何考古鉴定的情况下，就把它定性为“秦始皇兵马俑”？这要从那个年代的背景说起。1974年，已经到了文革后期，四人帮在当时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和邓小平，批林批孔批周公是当时舆论的主流，评法批儒，为的是针对周恩来和邓小平。“法”代表的是什么呢？肯定跟秦始皇有关系，为什么要树立秦始皇呢？那就是这个皇帝跟当时的那个皇帝一样，一定要树立皇帝的威信，所以，只要跟秦始皇有关的，都是好的，跟孔孟之道有关系的都要批倒批臭。如果把兵马俑贴在秦始皇的脸上，等于树秦始皇的威风，这正是当时四人帮求之不得的。所以，这么大的奇迹，发现后就由于当时的政治背景，安到了秦始皇的头上。当然，这仅仅是推理，也是兵马俑定性的最关键环节，也是这30年历史的最大谜团。
1981年，国家主席李先念又给兵马俑博物馆题词——“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”。这更进一步确认，兵马俑非秦始皇莫属。
去年，我电话里采访了陈景元很长时间，后来他来北京，我又跟他聊了半天。这次去苏州采访，我特别跟领导申请采访这个人，所以绕道去了一趟南京。领导还是告诉我：要慎重。这次在南京，我跟他聊了3个小时，基本上他的观点都亮出来了。
那么，陈景元先生的观点为什么会让考古界感到如此紧张？陈景元到底有什么依据可以把“秦始皇兵马俑”这个定性推翻了呢？如果他说兵马俑是宣太后的陪葬，他的论据目前还不是很充分，至少很多观点是推断而不是靠考古证据得出来的。但是他推翻兵马俑是秦始皇的证据却是很充分的，即便不是从考古学角度，从建筑学角度他就能把这个定性推翻。打个比方，秦俑坑里的铜车马，挖出来的大小不一，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统一文字、度量衡、车轨，这个连初中生都知道，为什么俑坑里的车轨就有宽有窄呢？
我之所以关注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倒不是我支持推翻“秦始皇兵马俑”的定性，一方面是我好奇，另一方面我觉得今天学术界很不正常，尤其是在考古方面，既然它不涉及更多当今的时政，应该更自由一点。像陈景元这样的人，三十来年一直在研究这个定性，学术界杂志竟然不许刊登他的论文，这本身就不正常。不管他的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，你应该允许他发表的权利，存在分歧可以争论，老头写了60万字的东西，无处发表。这次采访他，他说，自己岁数大了，也许有一天走了，这些东西就见不得天日了。我在想，他一辈子就为了这个，图个什么呢？你说他图个什么呢？
这个老头很执着，有点像橡皮膏，研究兵马俑的专家们一听到陈景元这个名字就头疼。所以，人们都回避他，避免跟他正面交锋。你说他们要是理直气壮的话，干嘛都躲躲闪闪呢？
我猜想，在这背后，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，要么是秦始皇的秘密，要么就是1974年3月份到4月份这段期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